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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為知識產權商業維權亂象提建議,最高法督辦改進


上海打假網:一份關于規范知識產權商業維權行為的建議,入選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委發布的典型案例。
2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工作委員會舉辦新聞吹風會,發布10個高質量審議代表議案辦理代表建議典型案例,涵蓋了醫療衛生、糧食安全、鄉村振興、文物保護、生態環境、水利建設等方面。
吹風會邀請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工業和信息化部、生態環境部等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以及3位全國人大代表出席并回答問題。
澎湃新聞注意到,前述入選的建議曾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牽頭辦理的涉及“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重點督辦建議,由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督辦。
據通報,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代表提出了271件議案,交由全國人大9個專門委員會審議,目前均已審議完畢。代表提出建議8314件建議,交由204家承辦單位研究辦理,均已辦理完畢并答復代表。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知識產權侵權訴訟大幅增加,商業化維權現象應運而生,知識產權人和維權中間商形成產業鏈,通過商業化流水作業的維權機制,將法院和訴訟當成商業策略和謀取商業利益的工具與手段,同時法院認定的侵權賠償數額遠高于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利潤或權利人因侵權所遭受的損失,形成所謂的法定賠償“行情”,也變相刺激知識產權維權向過度商業化發展。
前述典型案例闡述指出,當維權目的的“逐利性”超過“維權性”時,權利濫用問題開始顯現,濫訴及惡意訴訟傾向明顯。甚至部分權利人采取“碰瓷式維權”如通過贈送或請求少量進貨試銷的方式誘導商家購入侵權產品進而制造“陷阱”,然后連同公證人員隱瞞身份上門購買取證,進行“釣魚”。維權團隊在獲得“證據”后通常并不馬上通知侵權人立即停止侵權,而是故意等待幾個月之后再提起訴訟,這不但使得商家無法提供被釣魚的證據,而且還可以達到其惡意增加賠償請求的目的。還有部分權利人采取“放水養魚式維權”,這點在工業軟件領域尤為明顯,相關權利人對互聯網上存在大量的盜版工業軟件的下載渠道視而不見,不從源頭加以處置,只緊盯軟件使用人,“放水養魚”這樣的“維權”難稱善意。
“這一現象不僅背離了訴訟制度權利保護的初衷,更與民法典倡導誠實信用和權利不得濫用等基本原則相違背。長此以往不加以規范,商業維權難免會走向極端私利,從而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笔膶萌珖舜蟠?、河北省贊皇縣原村土布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崔雪琴對此高度關注。在深入調研基礎上,她研究了如下針對性建議:在訴訟活動中法院嚴格審核相關證據、合理確定賠償數額、應加強對知識產權商業維權機構管理,建立負面名單制度。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崔雪琴正式提交了《關于規范知識產權商業維權行為的建議》。此件建議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會同國家知識產權局研究辦理,并列入最高法牽頭辦理的涉及“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重點督辦建議,由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督辦。
2023年5月,最高法制定了重點督辦建議辦理工作方案,按工作方案全面開展重點督辦建議的辦理工作。最高法認為,崔雪琴代表就不正當獲取侵權證據、依靠訴訟謀取過高賠償、惡意訴訟等不誠信訴訟行為,提出嚴格審核侵權證據、合理確定賠償數額、打擊惡意訴訟的建議,反映了知識產權維權訴訟中存在的問題,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對高水平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需求與期待。
為此,最高法認真研究和吸收代表建議,作出扎實改進和提高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第一,嚴格規范證據標準,準確查明侵權事實。嚴格依法審查原告主張的侵權事實存在的證據,依法保護目的正當且未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取證方式,將僅基于權利人誘發產生的行為排除在侵權行為之外。第二,依法確定賠償數額,促進公正合理保護。賦予被訴侵權人多種類型的抗辯權利,可以對抗原告的侵權主張或賠償請求。嚴格適用賠償數額確定規則,確保判賠數額與權利人損失和知識產權價值相匹配,準確把握懲罰性賠償適用要件,避免濫用。第三,合理界定權利邊界,嚴厲懲治惡意訴訟。通過依法審理“青花椒”等商標維權案,維護誠信、正當經營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通過處理“潼關肉夾饃”“逍遙鎮胡辣湯”等社會高度關注的案件,明確對有關地理標志集體商標,符合使用條件的主體,依法使用無需加盟付費,不符合使用條件的主體,不得通過付費使用。出臺《關于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被告以原告濫用權利為由請求賠償合理開支問題的批復》,依法支持勝訴被告向濫訴原告索賠合理開支,引導當事人誠信行使訴權。
與此同時,最高法還對下一步代表建議落實推進作出了部署:第一,完善司法保護規則,促進裁判標準統一。深入研究知識產權惡意取得、權利濫用、惡意訴訟等方面的司法裁判規則,加大對不正當獲取侵權證據、依靠訴訟謀取過高賠償、濫訴及惡意訴訟等不誠信訴訟行為的打擊力度。第二,強化能動履職,促進司法和行政更好協同配合。完善知識產權授權確權行政程序與司法審查程序及民事侵權訴訟程序的有機銜接,防止循環訴訟和程序空轉。第三,依托信息技術手段,規范維權案件審理。通過推動全國范圍的審判信息互聯互通,及時掌握知識產權批量訴訟情況,全面了解涉訴知識產權獲賠數額,引導社會公眾誠信取得、行使和維護知識產權,進一步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
“代表依法履職提出建議,要立足于從法律、政策層面加強改進工作提出建議,既要了解和反映具體情況和問題,也要在深入了解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找清制度層面的問題,提出改進建議?!比珖舜蟪N瘯砉の陉U述案件典型意義時認為,崔雪琴代表在深入調研了解一手資料,認真研究當前中央決策部署和政策規定的基礎上,針對規范知識產權商業維權行為研究提出針對性建議。最高人民法院結合代表建議反映的知識產權維權訴訟中存在的問題,認真分析人民群眾對高水平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需求與期待,積極回應社會關切,推動解決有關問題,充分發揮了代表作為黨和國家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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